南京晓庄学院 陈爱民

一 “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的界定

由于殷墟甲骨文典籍失载，在甲骨文研究早期，学者们对甲骨文的命名并不统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1、以甲骨质料命名，如“龟版文”、“龟甲文字”或“龟甲兽骨文字” 等；2、以文字的表现手段命名，如“契文”、“书契”等；3、以文字的用途命名，如“贞卜文”、“贞卜文字”和“卜辞”等；4、以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如“殷虚（今作墟）文字”。5、以表现工具命名，如“刀笔文字”；6、以出土地或质料与表现手段相结合命名，如“骨刻文”、“殷契文字”等。自1921年陆懋德先生发表《甲骨文之发现及学术价值》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诸先生又陆续发表了篇名或标题中含有“甲骨文”的论文，此后“甲骨文”这一名称才逐渐得到学界广泛认同。[1]王宇信先生认为：“称‘甲骨文’既包含了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又包含了非卜用龟甲骨、兽骨上的文字。既有卜辞，又有记事刻辞；此外，无论龟、骨上的锲刻文字，还是朱书、墨书，都是甲骨文的一部分内容。”[2]这种对“甲骨文”名称的统一，显然有利于甲骨文学术和艺术研究走向规范和深入。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主要是指殷商（包括西周）先民契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殷商王室的占卜纪录和记事刻辞（包括极少量的朱书、墨书）。甲骨文不仅具有记录语言的应用价值，同时还具有书法的艺术价值。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现存商代甲骨文书法主要产生于武丁到帝辛年间，经历200余年的历史更替，书法风格变化纷呈，极具审美意蕴和艺术魅力。1932年，董作宾先生在其所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商代甲骨文的风格演变划分为五期：第一期书风雄伟；第二期书风谨饬；第三期书风颓靡；第四期书风劲峭；第五期书风严整。[3]1937年郭沫若先生则于《殷契粹编》序言中作过精彩的品评：“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4]总之，殷商甲骨文书法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它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了殷商时期书法艺术的真貌，同时也为后世书法的演化与发展奠定了基本的艺术形式。

甲骨文书法是以甲骨文为表现对象的书法艺术。从艺术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殷商（包括西周）先民以甲骨为特殊的物质载体、以刻刀为工具契刻而成的甲骨文书法，因其极具艺术的原创性和生发性，可称之为“原生态甲骨文书法”。而近百年来书法家们取法“原生态甲骨文书法”，以纸张为主要物质载体、运用毛笔创作而成，用以表现主体精神意趣的甲骨文书法，可称之为“演生态甲骨文书法”。但是，“原生态甲骨文书法”与“演生态甲骨文书法”甲骨文书法毕竟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艺术形态。因此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的岁月里，如何让“原生态甲骨文书法”在现代语境下“复活”，也就是实现甲骨文书法由“原生态甲骨文书法”到“演生态甲骨文书法”的艺术转换，是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 罗振玉及其《集殷虚文字楹帖》

罗振玉，1866年6月28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又称上虞人、永丰乡人。1940年5月14日病逝于旅顺。罗氏知识渊博，而又涉猎广泛，在汉晋简牍、敦煌写本与敦煌学、内阁大库档案、金石学与古器物学、经学与古文字学诸方面，均造诣精深。平生著述130余种，刊印书籍达百余种，对近现代有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贡献殊多。特别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以其大量著作为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长足发展。[5]对于罗氏甲骨文研究的成就，王国维先生曾客观地评价说：“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6]郭沫若先生则给予充分肯定：“他的殷代甲骨搜集、保存、传播、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7]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的第三年，即1902年，著名甲骨收藏家刘鹗（1857-1909）开始选拓墨本。罗氏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1903年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即是由罗氏亲手墨拓并热心鼓动刘鹗出版的。之后，罗氏又倾全力四方搜求，甚至于派亲属去安阳小屯村坐地收购，先后收得甲骨30000余片，成为国内学者中最大的收藏家。[8]为使这批珍贵的甲骨材料得以流布，罗氏不辞辛苦，亲自墨拓整理，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1911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殷虚书契续编》（1933年）等，在甲骨文的传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其在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成就卓然，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增订殷虚书契考释》（1927年）等，既“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 [9]，又开启了以甲骨文资料研究殷商史之先河。

如前所述，罗氏所处的时代对于“甲骨文”的命名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刘鹗曾在《铁云藏龟》序中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0]这种提法表明了当时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表现工具与甲骨文字之间的关系。从书法史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甲骨文“以刀代笔”之特殊性的认识，理所当然地成为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知识准备。令人婉惜的是，不久刘鹗即被袁世凯等迫害致死，未能付诸书法实践，因而无缘成为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之开端的倡导者。而从上述罗氏有关甲骨文著录的篇名中，我们可以看出，罗氏大都是以“书契”来命名甲骨文的。“书契”语出《易·系辞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1]我们以为，罗氏在体验甲骨文书法之“书”与“契”关系的基础上，屡屡借“书契”命名殷墟文字，无疑又将人们对于甲骨文字感性特征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对于后来的甲骨文引入现代书法以及董作宾、郭沫若诸先生对甲骨文“字形”与“书体”的关注与研究无疑也是一个极有益的提示。

罗氏在大量搜集、著录、考释和研究的同时，亦亲自墨拓、手摹甲骨文字，其数量亦无可胜计。长期面对那些新鲜的、生动的甲骨文实物和大量墨拓片，擅长篆书的罗氏自然会倾心于甲骨文书法丰富的艺术特性，并从中获得艺术灵感，于是模仿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活动如临摹、集字创作便会产生。据其长孙罗继祖先生回忆: “先祖雪堂公早年习大小篆，中年见到殷虚甲骨文字，于是师法一变。记得我小时在日本京都初识方块字时，公研究契文兴趣正浓，也把契文写成方块字，叫我同时去认，当时情景宛然在目。”[12]可见步入中年之后的罗氏，于甲骨文已是十分的专注，研习甲骨文书法亦已成为其生活中的常事。1921年春，罗氏由日本回国，不久寓天津，闲暇之余，流连甲骨，神飞翰逸，遂以甲骨文字集成百联。对于甲骨文书法史上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罗氏曾饶有兴致地记述：“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缀其半。去冬，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咎。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13]1921年2月，由罗振玉亲自手书的《集殷虚文字楹帖》墨迹本由贻安堂石印出版。从此，古老的甲骨文书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又“复活”，揭开了新的篇章。而将罗氏此举置于20世纪初期前后中国书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20世纪初期伴随着殷墟甲骨文及三代秦汉金文、西北汉简和晋唐写经等逐渐进入现代书法领域，长期以来碑学帖学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中国书法艺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罗氏《集殷虚文字楹帖》的问世，不仅是甲骨文书法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也是现代中国书法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三 甲骨的终结与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开端

从书法史学的意义上来说，1921年罗氏《集殷虚文字楹帖》（以下简称《集帖》）的出版标志着甲骨的终结与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开端。我们以为，特殊的物质载体，对于作品艺术特征的形成往往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钟鼎文、石鼓文、秦汉碑刻篆隶、帛书、竹木简书法都是以特殊的物质载体来表现并展现了独特魅力。而伴随着金石、竹木等物质载体的相继终结，中国书法史既没有停止，更没有结束，而是随着新的物质载体（主要是纸张）的出现，抖落了有形无形的历史尘封，重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复活”。

“甲骨”材料是原生态甲骨文书法赖以表现的物质载体，甲骨特殊的质地和形状是形成原生态甲骨文书法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以书写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现代书法创作而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沿袭3000多年前的物质载体——甲骨。但是，甲骨的终结并非意味着甲骨文书法历史的终结。在物质载体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如何在保持甲骨文那种带有强烈“甲骨味”的艺术特征前提下，实现甲骨文书法由“原生态”向“演生态”的成功转换，是甲骨文书法进入现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历史赋予那个时代人们的崇高使命。而罗氏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艺术的创新精神，在甲骨学研究的草创时期，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遂成为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不可无一又不可有二的开山。

罗氏《集帖》是甲骨文书法承前启后的桥梁，它的出现既表明了“甲骨”作为甲骨文书法的一种特殊的物质载体的终结，更表明了甲骨文书法的生命时空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获得了新的拓展。罗氏《集帖》作为原生态甲骨文书法跨越3000多年巨大断裂的第一次转换，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同凡响。我们以为，其在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中所具有的拓荒创新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帖》展示了甲骨文书法利用新物质载体成功转换的最初成果。帖中甲骨文书法全部由罗氏用毛笔书写而成，其书质朴典雅，笔势遒劲，既得契刻神韵，又有浓郁的书卷气息。以此为标志，甲骨文书法的物质载体完成了由“甲骨”向“纸张”的转换，创作工具和手段实现了由操刀契刻向运笔书写的转变。自此，甲骨文书法作为一种现代艺术不是以特殊的“甲骨”而是以纸张为主要表现载体，从而在创作空间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第二、《集帖》标志着甲骨文从商周先民占卜活动的结果转换为一种现代书法家的艺术创作形态。原生态甲骨文书法作为商王朝占卜文化的产物，其艺术意蕴与宗教意蕴是并存的。因此以原生态甲骨书法作为取法对象的现代甲骨书法艺术，将始终包含着殷商甲骨文特殊的历史意蕴。而由于近百年来钢笔等硬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的兴起，毛笔的应用性功能逐渐被抽离，演生态甲骨文书法一开始就走上了纯艺术的道路，其艺术价值也将在创作主体的不断追索中逐渐获得独立。

第三、《集帖》促成了人们对原生态甲骨文书法艺术特性的关注。在甲骨文发现初期，人们对甲骨文潜在的艺术特性还处于一片浑沌、茫然无知之中。罗氏《集帖》出现之后，1932年董作宾先生、1937年郭沫若先生对于殷商甲骨文书法风格的划分或艺术特性的分析，除了他们对于甲骨文艺术特性的深刻体验和独到的洞察力之外，罗氏《集帖》直接或间接的提示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对甲骨原物或拓片的观照中，商周甲骨文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着人们发挥想象力、寻绎其中的意义，于是甲骨文潜在艺术特性在艺术转换过程中就有可能逐渐现实化。

第四、《集帖》引发了甲骨文书法一系列的艺术形式的转变。以有限而艰深的甲骨文字集联创作既表现了作者的情趣才智，同时也使甲骨文书法于自然、质朴之外，增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甲骨文书法集字创作以罗氏集联为发端，进而衍化为集诗、集词、集曲、集句乃至集文，如丁辅之《商卜文字集联·商卜文集诗》、简经纶《甲骨集古诗联上编》、董作宾和汪怡合作《集契集》（包括联、诗、词、北曲小令等）、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等，蔚然可观。举凡在现代甲骨文书法上有所建树者，大都也是集联方面的高手。[14]而集联作为一种创作模式始终是甲骨文书法集字创作的主流，也是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主要形式。而以罗氏集联为出发点，又出现诸如以扇面、条幅、中堂、斗方和手卷等丰富多样的甲骨文书法创作形式，适应了案头品玩和厅堂展览欣赏的需要，为甲骨文书法走向社会、面向民众作了有力的铺垫。

总之，罗氏《集帖》客观上将甲骨文纳入了现代书法艺术的视野，甲骨文书法开始步入一种重大的形态转换时期，即由“原生态”向“演生态”的转换。正是在这形态转换的背景下，甲骨文书法才有可能由表层走向深层，才有可能逐渐步入20世纪现代书法艺术的视野。

四 余论

作为甲骨学一代宗师，罗振玉先生不仅开启了现代甲骨文书法创作的新格局，而且还以其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书法的发展。

罗氏《答人问学篆书》云：“大约篆书可分为三时期，古文一也；秦汉魏晋二也；唐宋三也。古文以古彝器款识及贞卜文为一类，而歧阳獵碣附之；秦汉以吉金款识及碑额为一类，而新出之魏石经直接两京；唐以后则李少温，二徐，梦英为一类，而元之赵文敏又直接李徐之传。若以书势而言，则可分结字及用笔为两大端。古文结字疏密一任其天然，长短大小，不必整齐，以短笔直笔取势，故淳古。秦汉间人则笔势渐长，结字渐整。至少温，二徐，益趋匀称，古法大变。其所异大端则在笔法。古文及秦汉人笔法不异，古文有折无转，如作一方口，乃合四笔而成；及秦汉人则仍用古法，但略参以圆转暗折；至少温以后，则悉变古法，全为圆转，其作方围，以两笔成之，如口矣。篆书自汉人始变，三古之法为宽和；至唐益为纡徐；宋以后古法殆绝。邓完白用汉法，去古甚远，近百年间，吴清卿中丞始倡复古，盖得力于金文，然斯相真面目，尚未能窥见。近发现龟甲骨文字及秦虎符，然后于三古及斯相篆法乃益明，此近十年间古代学术新发明之一。”[15]通过对历代篆书流变的比较，罗氏对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古文书法艺术特征及创作规律作出了理性分析。其中关于用笔“有折无转，如作一方口，乃合四笔而成”、“结字疏密一任其天然，长短大小，不必整齐，以短笔直笔取势，故淳古。”、“三古之法为宽和”等皆为精辟入里之论。而“近发现龟甲骨文字及秦虎符，然后于三古及斯相篆法乃益明，此近十年间古代学术新发明之一。”更是对甲骨文书法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从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卓绝的见识来看，罗氏成为20世纪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宗师也是当之无愧的。此外，罗氏还通过自己的创作有意识地将甲骨文书法推向社会。据罗继祖先生回忆说：“辛酉年我八岁已能记事，每见公为人写楹帖总是集契文，大小篆倒反而少写。以后也常常如此，如果人家不指明要那一体的话，就统以契文应之。”[16]1927年罗氏还将己集楹联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所集汇为一编并亲自手书，向社会推出《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泽被艺林,影响甚巨。由此可见，罗氏以传播甲骨文书法为己任，为使更多的人欣赏和接受甲骨文书法作出了杰出贡献。

近百年来，甲骨文书法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乃至逐渐走向繁荣，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罗氏开创之功，亦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丛文俊先生将罗氏推为“近现代书法史上精擅甲骨文书法第一人”，并认为罗氏甲骨文书法“既有盎然的古意，又能别具心裁，成为用笔成功地阐释契刻刀法意蕴的杰出代表，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企及的境界。”[17]宋镇豪先生认为：“其书基本一遵甲骨文本形，不随意造作，文人笔墨之功底和学养匠心之独运，实开甲骨文书法之先导。”[18]陈振濂先生则指出：“在当时北碑派、唐碑派或二王派此起彼伏之时，敢于涉险去写古人所无的甲骨文，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旦它被引向深化，就有可能形成新的书法创作格局。”[19]而立足于21世纪之初，重新审视20世纪之初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开端的这段历史，我们相信，对蕴蓄其中的本真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可以为甲骨文书法未来的发展与创造注入更多的活力。

注释：

[1][5]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15-16页，第344-3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第133-13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郭沫若：《殷契粹编》序，科学出版社，1965年。

[6]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

[8]胡厚宣：《殷墟发掘》，第36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10][14]陈爱民、胡长春：《甲骨文书法史年表1899-1999》，《书法研究》，第6期，2000年。

[11]《易·系辞上》。

[12][16]罗继祖：《集殷虚文字楹帖》跋，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此书实为罗振玉将己集楹联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所集汇为一编并亲自手书，于1927年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的《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1985年经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重版，书后附罗继祖跋文及姚孝遂校记，书名中删去“汇编”二字。

[13]罗振玉：《集殷虚文字楹帖》跋，贻安堂石印出版，1921年。

[15]罗振玉：《中国书法名家书法·罗振玉法书》，第85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17]丛文俊：《罗振玉书法观后》，《中国书法》第4期，1990年。

[18]宋镇豪：《甲骨文书学发展概说》，《殷都学刊》第4期，1994年。

[19]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9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来源：《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