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名家
 
百年甲骨学
 


王宇信:百年甲骨学的摆渡人
 
王宇信:百年甲骨学的摆渡人

来源:新京报

  1940年出生于平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9年任研究员,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王宇信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甲骨学与殷商史,主要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两周甲骨探讨》、《甲骨学通论》等等,参加编辑《甲骨文合集》(12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担任《甲骨文合集释文》总审校,主编《甲骨学100年》等。

  ■记者手记

  王宇信的家被书占据了一大半,最醒目的是他参与其中的《甲骨文全编》、《甲骨文合集补编》等大部头。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他一直坚持认为,学术只有贴近大众才有活力,比如,自己研究殷商文化得到了河南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身为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他至今仍为殷商文化的研究而奔走。

  王宇信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别无二致。当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时,只有选择“第二志愿”。在他身上,作家的梦想难以实现之后,才开始了甲骨文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甲骨文和殷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可以使他感到“不后悔”。但是,从个人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说,国家和社会应当为个人职业选择和事业追求创造良好的条件——幸好,这个问题今天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

  王宇信一直强调他做的是过渡阶段的工作,自己属于过渡阶段的学人,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是如此。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与基础工作的牢固和扎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一个坚持者的信念和品格:选定一个方向,然后往前走。

  参观周口店,报考考古学

  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北京什刹海上的,在平谷上完了小学和初中。上小学的地方是一座孔庙,环境特别好,有牌楼、大殿,松柏森森。

  有一个老先生与我祖父很熟,对学生也特别好,有的学生穷,他就让学生到他家住,晚上还管饭。冬天不管多冷,他都陪着我们上晚自习。有一天晚上,我在自习的时候与同学打闹。结果,老先生拿起扫地的扫把往桌子上一拍,命令我站起来,说“你从北京来,应该好好念书。你这样玩,对得起你爷爷吗?”然后,罚我站了一晚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调皮了,读书也很用心,成绩一直相当好。

  1957年初中毕业后,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上技校,可以不花钱读;一个是上高中,可以考大学,但要花钱。我因为一心做着作家梦,想上中文系,所以就到良乡上了高中(那时平谷没有高中)。我在良乡上高中时数理化都不错,但是对文学特别偏爱,就想着当作家。学校的诗歌朗诵会、写校史、办黑板报等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了。我看了很多小说,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来得比较晚,像《青春之歌》我就是在良乡镇的新华书店站着看完的。

  良乡中学离周口店猿人遗址比较近,学校拉练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猿人纪念馆和考古遗址,就觉得考古学家不简单。正好这一年该考大学了,我很想考中文系或新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一看招生简章,上面说文学是党的文学,是螺丝钉,要紧跟党的政治需要,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我就觉得政治上要求太严格了,正好北京大学成立的历史系考古专业招生,我就觉得做考古学家还不错,何况文史不分家嘛。于是就报考了考古专业,结果还真考上了。

  我到学校以后,才觉得考古学与原来想的并不一样,有些课与历史系一起上,但是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专业课就是中国猿人头盖骨,门齿多高多长,颧骨多高多矮,脑量大小等等。当时的老师中,教授只有苏秉琦,余伟超、邹衡、严文明、高明等人都是讲师。其中,我与邹衡、高明两位先生关系很好。

  考古队被当成“文工队”

  五年大学有两次实习。三年级以后叫生产实习,一般由老师带着,与工人一起实践。

  1962年9月去了河南安阳,住在大司空村。村里几乎每家的房子都有一个小碉堡,这是解放前农民盗文物发财以后为保护自己而修建的。解放初,当地政府镇压过几个盗宝太多的人,从那以后,当地就没有人敢盗墓了。即使在“文革”后盗墓之风再起的时候,当地也很少有人重操旧业。但是,他们挖墓的手艺倒没有荒废,好多考古工作队的技工都出生于“盗墓世家”,他们判断地层和其他经验有时候比我们都强。

  我们的工作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概括,“考古考古,挖墓掘土”。考古实习主要是学会辨别地层、现象判断和基本的发掘方法,接着是拼对陶片,然后画图照相和编写简报。那个时候,考古不被社会所了解,工作条件也很差。记得1963年毕业实习时我们拉着架子车,上面载着我们的行李、工具去河南巩县实习,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现在的文物研究所)被简称为“河南文工队”,老百姓一看箱子上有“文工队”的字样,以为是演出来了。他们问我们:“考古考啥?”我们说:“找陶片”。他们就说:“找瓦碴啊,瓦碴可多了。”生产实习基本结束后是考古调查。这个工作我们是在安阳大寒村做的。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挖掘大寒村遗址,四五个人挖了两个探方,由于这个遗址比较复杂,结果把地层给做乱了。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发掘回来后,我们一起做陶片整理,这时老师对我们几个同学很担心,怕报告阶段再出什么意外。不过这回我们几个可认真了,加上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发掘简报写得很好,出乎老师意料。五年级的时候,我与另外两个同学在邹衡先生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

  在大学里,与我一样想当作家的同学还有不少,很多人曾闹过换专业。直到生产实习以后,才逐渐转变态度。这时,我放弃了当作家的梦,也不想搞文学创作了。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其中不少人都是著名考古专家,大家谈起一度的作家梦,不禁哈哈大笑。

  郭沫若支持下,编写《甲骨文合集》

  1964年毕业以后,各大院校开始招研究生。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商史专业是胡厚宣教授招生,经过考试合格后,我就去那里了。到历史研究所之后,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没上多少专业课。

  当时,康生提出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踩一脚牛屎才最干净”,把知识分子都赶下乡,特别是大学毕业生都得到农村去。我1964年年底就跟着全所到山东搞“四清”去了。完了以后留下劳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回来。

  这时开始大批判,我们所批判吴晗、翦伯赞,我们几个年轻人就给那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人准备资料。顾颉刚先生当时一个月工资是340元,受批判初期仍包三轮到所里上班。有一次,一些小学生拿西红柿砸他,后来他还在日记里记了,觉得不可理解。我们的老所长尹达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负责《红旗》杂志,所里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都已经写好了,但尹达因为在所里搞“镇压”群众受批判,被中央文革轰了出来,文章才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现在看来,真是万幸。

  1969年,我去“五七”干校劳动,因为年轻力壮,在那里我什么活都干,180斤的大麻袋,我扛上就走。1971年底,就回北京开始陆续恢复工作。当时,郭沫若还是副总理,胡厚宣先生给他写了几封信,说1959年开始搞的《甲骨文合集》应该接着做,所里有几个学生和助手,应该参加这个工作。郭沫若表示支持。从1972年起,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历史所当时只有一批人在做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所里其他的人都在家里闲着,在家里搞“逗(孩子)、劈(猪头)、改(家具)”。一开始军宣队不让我们搞《甲骨文合集》,书不借,稿纸不发,搞运动的时候我们还得去。直到郭沫若干预后,此事才由“地下”工作走到地上,真正“合法”。

  这个时期也发生过一场争论:是边整理边研究还是先整理出材料再研究?有人认为边整理边研究耽误工作,不应该。几个新加入的人写了一封信,要边整理边研究。后来核心组向郭沫若汇报情况时谈到了这些,郭发话说,还是边整理边研究好,研究能提高整理水平,整理能加强研究工作。1977年安阳殷墟妇好墓被发现了,郭沫若认为是第二期的东西。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她死在武丁时期,比郭老认为的稍早一些,给他寄去,郭老给我们回了信。1978年,我们请他看过一篇文章,他用铅笔给我们回信不久就去世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关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做甲骨文释文,获益匪浅

  在《甲骨文合集》出版的过程中,大家都积累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写了一些东西,出了一批成果。《甲骨文合集》问世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甲骨学研究热潮。无论从著作的篇数,还是从研究的人员,或者从研究质量来说,比以前都要深入、全面得多。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给予了很高评价,李一邙说这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最大成果。

  《甲骨文合集》出了以后,胡厚宣先生开始动员大家做释文。因为这个合集都是一片一片的,搞甲骨文的人能明白,但其他学科的人也要使用,这就要做释文。《甲骨文合集》总共13本,一个人做一本释文,我做的是第10本。二年以后,需要进行总审校。这个工作让我负责。因为这时开始评职称,大家都在家里写文章,而做这个工作等于就是奉献,只得我和杨升南先生两个人做,做了两年零8个月。胡厚宣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我们俩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才让他定夺。

  做这个工作可没有任何补助和报酬,工作条件也很恶劣。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两人也获益匪浅,杨升南先生写了一本《商代经济史》,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我写了一本《甲骨学通论》。1999年是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从1994年开始,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先后做了三个大项目。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我们又搞了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到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大会的时候,世界上有影响的甲骨学家都来了。

  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只不过就是“过渡”阶段的学人,既比不上王国维、郭沫若这样的大家,在起点上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他们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攀登。(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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