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名家
 
百年甲骨学
 


郭潇雅:甲骨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
 

                  甲骨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

                                                                          郭潇雅

 

对于甲骨学的研究,没有二十年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如果抱着一夜成名的心态去对待甲骨学,是不可能成功的。

甲骨文发现后的一百余年里,海内外学者对于甲骨文的研究特别热衷,并逐渐地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在甲骨学研究过程中,“四堂一宣”(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胡厚宣)这五位大师的研究特别精深,为后代学者研究甲骨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带动了国外甲骨学的研究,使甲骨学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围绕着甲骨学的研究与传承,记者采访了胡厚宣先生的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

甲骨学不只是文字识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甲骨学从什么时候成为研究学科的?主要包括哪些研究内容?

宋镇豪:自从1899年发现甲骨以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逐渐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甲骨学是一门非常精深的学科,包含了许许多多研究内容,除了文字学方面的识读外,还包含甲骨文的语法、语言以及历史学、天文学、古人口学、文化学、殷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由这些学科整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的甲骨学。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甲骨学就是单纯的文字识读。其实,甲骨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拿甲骨学中的殷商史研究来说,它包括了关于研究以前经本里没有记载的商代人物,商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代的起源和社会变迁,商代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政治,商代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科技发展程度,商代的宗教信仰,以及商代的战争和军事、军队编制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甲骨学的研究范畴,需要学者们通过甲骨学来对其进行描述和研究,把这段历史时期的事实挖掘出来,以填补殷商历史研究的空白。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甲骨文的识读和考察,我们就能对史书上讲的“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样一个重大的迁都事情进行考证,并勾画出商代的地理和“方国”,对早期的国家发展模式有所了解。通过对甲骨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就会知道老祖先是怎么生活的,早期社会是怎么发展的。

此外,甲骨文书法和甲骨文仿刻也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它们属于艺术学的一个门类,但这两种艺术有利于甲骨学的发展和普及。甲骨文书法在书法界开创了一个新的种类,用甲骨文来书写现代人想表达的意思和内容,以甲骨文书法协会、甲骨文书法研究会等机构去吸收培养人才,这都是对甲骨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所以我认为,甲骨文书法和甲骨文仿刻,也应该属于甲骨学发展中社会化的一个领域。

当好甲骨学研究的领头羊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甲骨学研究现状如何?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

宋镇豪:在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年的时候,我主编了一本书叫做《百年甲骨学论著目》,里面包含了大约16个国家的3000多位学者写的有关甲骨文和甲骨学方面的文章或专著,文章总数超过13000种。从1999年到现在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甲骨学文章每年都以150篇到200篇的数量在递增,所以它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过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史的学者们有种说法叫做“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三代),意思就是说,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总是不能离开夏、商、周三代,它们对于后代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如果真正要讲三代的话,还是要说“言必称殷商”,而在殷商这个时期再说得精确一点,就是“言必称甲骨”。由于甲骨学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的学者都对甲骨学十分关注,很多学者都认为甲骨学是一门非常有研究价值的新学问。对于国外的甲骨学研究现状,可以说他们的很多研究都是跟着我国的研究成果走的,我们出什么成果,他们就跟我们做什么研究,在甲骨学研究这方面,国内外都依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力量去推动,在这方面是领头羊。

在研究成果方面,从1999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几个甲骨学研究的大工程。2001年,我们编辑出版了40册的《甲骨文献集成》。它里面收集了十几个国家、各语种的论著,一共有2700多种。这套书是通过总结过去对甲骨学的研究,来提高目前的研究现状,并把里面涉及甲骨学的成果作了一个汇总。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曾说,在甲骨学研究上有两部大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本是胡厚宣、郭沫若编的《甲骨文合集》,另一部就是我们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献集成》,《甲骨文献集成》使学科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矗。

与之同时,我们还启动了《商代史》的编著工程。《商代史》当时被中国社科院列为重大A类项目,后来又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商代史》共11卷,其中《殷商史》充分利用了甲骨文等地下文字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商代历史进行了研究。

第三个成果就是两年前的《甲骨文合集三编》工作,这是一个抢救性的工程。虽然在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时,就确定了大型项目《甲骨文合集》的编集整理,并且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增编了《甲骨文合集补编》,但《甲骨文合集》只能说是“选集”。《甲骨文合集三编》就是要把遗留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甲骨文收集、汇总在一起。这项工程预计到2017年前后完成,目前还有20000多片甲骨没有被编入。

让甲骨文起死回生需要毅力和奉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甲骨学学科的特殊性和难点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待?

宋镇豪:甲骨学之所以难,因为它有学科的特殊性。学科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第一,研究甲骨学必先需懂得古文字学,至少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基矗古文字包括很多,比如金文、简帛文字、甲骨文等等。如果不懂传统的古文字学,那就无法把甲骨学研究做得精深。第二,甲骨学的研究需要具备多学科知识。对于甲骨学的研究,除了懂得古文字学之外,还要懂得殷商文化、考古学、古汉语语法以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第三,需要有坚韧的毅力,具有奉献精神。对于甲骨学的研究,没有二十年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如果抱着一夜成名的心态去对待甲骨学,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此之外,客观地讲,甲骨文可供研究字数也是甲骨学学科的特殊性和难点。从甲骨文识读的角度来说,甲骨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困难。因为目前甲骨文只有5000个左右单字,可以识读的也只有2000字左右,剩下不认识的这些字很多都难以识读,或者已经“死亡”了。比如有关人名、地名或是当时专用的一些字,这些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今天已无从考证。所以会对甲骨学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但是,对于这些“死亡”了的字,我们不能因为它“死”了就置之不理,而是要更加深入地去研究。一方面,对于这些字的造字原理或是产生的情况以及甲骨文中的地名、人名,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对这些“死字”解读,即使最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当代汉字,但这样的研究同样对历史和地理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死字”尽管看上去已经“死”掉了,但它仍然有很多“活”的东西可供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老一辈学者研究出来的成果还有加深研究的必要。在加深研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认错的字词,我们可以纠正,并重新加以释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虽然甲骨学的研究从高起点进行研究拓展很难,但甲骨文可研究的课题是无穷无尽的,并不能说已经做完了。

甲骨学的研究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需要培养大量的研究人才。所以中国社科院把“甲骨学”定义为“绝学”进行特殊扶持,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光大甲骨学须立志超越前辈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中国社科院会把甲骨学和西夏文、梵文、女真文、因明学等称为“绝学”?和“四堂一宣”的年代比,我们这个年代对甲骨学的研究有什么优势和差距?

宋镇豪:是不是绝学,关键是看有没有后继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甲骨学曾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团队,在鼎盛时期有20多位研究人员。现在由于甲骨学的特殊性,实际上对于后继人才的培养是越来越不容易了。目前在中国社科院真正搞甲骨学研究的学者不到10人,研究力量跟鼎盛时期相比已经有所萎缩。导致研究力量萎缩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体制方面的问题、经费方面的问题、培养人才名额的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社科院启动了“扶持绝学”这个项目,把“甲骨学”这门学科当做重点学科对待。这是中国社科院为甲骨学作出的贡献,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前瞻性。

虽然甲骨学被称作“绝学”,但是甲骨学是不会“绝”的,更不会出现研究断层情况。一个学科的发展关键靠人才。甲骨学在全球各地都有研究者,并且研究内容广泛丰富。所以,中国社科院重点扶持甲骨学,不是因为它要“绝”了,而是为了更好地壮大甲骨文研究队伍。甲骨学虽然从表面看上去,目前研究现状较好,但那是因为对于甲骨学的研究过去做得比较充分。一个学科的兴起很难,但衰落很容易,如果对于这个特殊的学科不加以关注的话,它很快就会衰落。学科一旦衰落,再想扶持起来就难了。所以我对甲骨学一直存有危机感。

中国社科院把甲骨学列为重点扶持学科,我认为对于甲骨学的发扬光大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样做有利于甲骨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向社会,有利于使这门学科受到更多人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将我们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很好地传承给后代。而我个人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甲骨学文献出版或是甲骨学课题研究,带动甲骨学人才的培养,推动甲骨学这门学科更好地发展。

现在国家和中国社科院给予甲骨学大力支持,我很欣慰,也感到我们比研究甲骨学的上一辈老先生们幸运得多。如果要问和上一代甲骨学学者相比,我们有什么成绩的话,我会很自豪地说,我们做的不比前人差。因为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成长起来了,我们有成果拿出来了,我们这些学者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我们出的成果可以留给子孙后代。所以我认为,作为当代的学者,就要有立志超越前辈大师的这点气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报记者:郭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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