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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海:罗振玉、王国维 《殷墟书契考释》的后现代之争
 

罗振玉、王国维 《殷墟书契考释》的后现代之争

王学海

近日,王国维的故乡浙江海宁的《海宁日报》“潮乡”文艺副刊上,刊出了先生的一位后代乡人撰写的《王国维投湖新释》一文,说是王国维之死是让罗振玉逼债造成的。自然,“逼债说”在国内外探究王国维死因中已属“旧说”而非“新释”,先生的这位乡人只不过是孤陋寡闻罢了。但接着文中又历数罗的“罪状”,硬是把另一桩公案扯了出来,那就是当时轰动世界考古界的《殷虚书契考释》一文,说此文乃王国维所作,罗是花钱掠其美。自然,这也是陈年旧事。但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这桩公案的诱发,是由王国维的几个弟子提出来的。我们知道,王是国学大师,招弟子必然是高眼选秀,作为王的弟子,他们首先必须要具备比一般学人有更深的基础学问功底,然后方可去做先生的学生,再去研究大学问。然而,为什么他们在王、罗先后谢世后,会突然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其实,这才是此类旧事引发我们新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但就在这传承中,却渗透着年复一年地遗留下来的一种文化的负面效应,即“门户之见”。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究竟是王还是罗的作品之争,其实正是学术界“门户之见”的产物。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究竟为谁所作。除了王氏的传承弟子,另一位国学权威傅斯年先生竟也说,是罗振玉出资500元向王国维买了此文。好在学术研究毕竟要以科学性逻辑性取胜,这之后,与罗振玉交往数10年的吴兴学者徐森曾说过,“以文字议,罗胜于王也”。这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殷虚书契考释》其实是文字诠释,此乃罗的擅长,而王是考史的,“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一生“真正释字仅十几个”甲骨文陈梦家语 。当然,他识的这十几个字,却引出了重大发现,特别是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可谓贡献巨大,这也是事实。但诠释文字,并非王的强项,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甲骨四堂”之一“彦堂”董作宾,在他的《甲骨学五十年》的历史性总结中,就否认了罗曾用钱买王文这桩事。接着,陈梦家也认定《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氏所作,认为王氏在代罗氏抄录时,对个别文字句子作了小小的改动,内容却没有增删。

20世纪80年代,张舜徽阅读了罗振玉的“早期写作”,特别是“读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粗舍集文甲乙编》诸书以后,深深感到他的学问根底深厚,业务的修养在他青年时期已经很成熟了。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作出了成绩,所以《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的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之后,崛起于甲骨学领域的大家胡厚宣先生曾专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上写了《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一文。胡先生采用比较统计的方法,又找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在《殷虚书契待问编》雪堂即罗振玉 补注本中,罗氏在该书书眉上有多处亲笔批注:“系王释”或“王说”,或单标明一个“王”字,全书计有20处。看,凡王国维所校订补注的,罗氏后来在补注文中增加上去的,每一处均注明是来源于王,这样严谨的学术学风,何来掠人之美之嫌?这与当今一些名校的名教授也涉嫌抄袭相比,就更令人敬佩了。然而,专门搞文字考史研究的学者,或者说是承继王氏之学的高材生们,难道真会对这些资料未闻未见,或者是见而不视、视而不研吗?这无论从学问上逻辑上恐怕都是讲不通的吧,因为广泛收集资料是学术准备的必要前提。为此,这类“疏漏”唯一能使我们想到的,就是那种中国学术史上遗传下来的“门户之见”的痼疾。好象自己的老导 师在某一领域了不起,就应该样样了不起,这也正如某人赞美孔子的: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无有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何兆武. 重读康德.《读书》,2003年第3期)。

证据是一切疑案解决的最好方法,笔者日前电话采访了国内研究王国维的权威南京的陈鸿祥先生,并得到证实,《殷虚书契考释》原稿存在于世并由陈梦家先生发现而详读,得出的结论是:“全是罗氏亲笔”。此原稿后由康生钤印“收藏”,如今已归还陈梦家遗属,这正好与罗氏所说为写此书“发奋键户四十余日”得到了证实。同时,我们也可从罗氏《撰<殷虚书契考释>成漫题》诗句“射生畴复贞牢礼,去国依然梦画衣”诗句中得到感悟。陈鸿祥先生还说,按照现在的观点,《殷虚书契考释》应该是罗著王校注、订 。由此笔者想到海宁近代的文史大家张宗祥先生,他一生抄校古籍8000余卷,难道这8000余卷如《四库全书》、明代陶示仪的《说郛》、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清代谈迁的《国榷》等都是张宗祥写的?

由王国维弟子发难引发的这一公案,至少给我们留下两点启示:王国维诗词写得潇洒,但并不能掩盖掉他的性情忧郁,他学问高深,并不能排除他处世洞见中的短视和偏见。且不说他在研究周史时把与姜姒的姓关系误解了,在论证楼兰古城时出现大量的疏误等,就连他蜚声文坛的“境界说”,他的同乡学者吴世昌先生就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敬仰一个人,研究一个人,并非要把他奉上神位。其实,任何一个大学问家,他的学问总是有局限性的,无非是因为大学问家懂得多,我们懂得少。在他所涉猎的我们又一时搞不懂的领域,难免有一些人表现出盲目的崇敬和浅薄的抬高,从而形成心态上的偏执而已。历史上此类例子亦不少见,如大哲学家冯友兰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把“知识问题”排斥在哲学之外,有学者认为此举未尚不可,赞誉此“错失”是中国特色的。思想家顾准把“斯巴达克同盟”误作“斯巴达团”,有人还认为是“有益”的,是“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等等。这正如旷为荣、旷新年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跪倒在任何人面前。如果顾准思想的结果是使后来人跪倒在他面前,甚至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权利,那么这就是顾准最大的和最彻底的失败,他的思想也就丧失了任何意义”(见《读书》,2003年第4期)。

王国维做学问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语),作为他的弟子,或者敬仰他并沿着他的道路继续攀登学术之道的后学,就应该在理解他的学问之时又能分析出他的不足,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万万不可以大学问家、大师的桂冠遮障了自己学术探究的双目,甚至形成意气用事情感作主的学术偏执,力图把一切优秀学术成果全部包揽到自己的先师手中。同样,赞美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对待王氏投湖自尽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此类弊病。他置王氏一生性情忧郁的底线以及一生旅程中经济困境、病魔、失子、战争等相关沉重的干扰因素于不顾,一厢情愿地断然宣称王氏之自沉是“殉文化”,表面上美化了王的自沉,实际上是以文人惺惺惜惺惺式的偏执拔高了自沉的行为本身。而此说,又莫名其妙地令许多后学者对王的自沉,及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辩良莠地产生了许多虚幻的崇敬情怀。

历史是一个复杂诡异的老人,学术研究又是一个揉杂功利与变异之术的多棱场域,当我们在其中求索前行时,也许会从问题的一面转换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现代王、罗撰写《殷虚书契考释》之争,当使我们多点辩证法,多一点独立思考,如此,方能使我国的学术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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